中苏情史：热恋、性、结盟、分手

Original 2018-04-26 菲茨帕特里克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的白俄罗斯妻子芬娜瓦哈娃，，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乌拉尔的一家机器制造厂遇见

按照传统政治史对中苏关系的讲述，1926年和1927年是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的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国共两党1923年建立的联盟，反对欧洲“帝国主义者”和统治中国北方的军阀，统一中国。但是国民党内部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苏联领导层内部针对中国革命联盟的意见也存在分歧：斯大林最大的对手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

然而，在莫斯科，这些事情在政治局以外的人们看来没有那么复杂。苏联公众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革命者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便认为一次伟大的胜利就在眼前；1927年3月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更是证实了这一点。“上海被攻占！ “《真理报》在头版头条大张旗鼓地宣扬道。该报称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结成了胜利联盟，并宣布进行总罢工“向国民革命军致敬”。

伊丽莎白·麦克奎尔（Elizabeth McGuire）在她的新著《一片红心》（Red at Heart）中认为，此时是中苏恋情的最高点，年轻的中国学生爱上了俄罗斯，也爱上了革命，两者也并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莫斯科的街道的陌生人对他们飞吻。谢尔盖·特列提亚科夫（Sergei Tretiakov）的新反帝国主义戏剧《怒吼吧，中国！》（Roar, China!）在莫斯科的梅尔霍尔德剧院演出，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写出“大声地嚎叫/叫得比耶利哥的号角还要响亮”这样的诗句，声援中国革命。

然后灾难到来了。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杀害、逮捕了许多人，陷入孤立、被污蔑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这给莫斯科领导的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两者都为中国的革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革命的火焰令人失望地熄灭了，中国的革命可能是从那以后他们在世界革命事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从国民党内部，而非以反对国民党的方式推动革命的策略是斯大林亲自制定，蒋介石的举动让他遭到了屈辱的挫折。苏联公众感到失望，此次事件证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中国策略的批评是正确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莫斯科都感到了幻灭，苏联对中国革命也感到幻灭。在莫斯科，一个中国学生几天前还被盛情款待，“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他被扔西红柿。

麦克奎尔很重视“中苏恋情”这个说法，她从这个表达的字面意思上去理解：《一片红心》这本书所写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恋情，他们的孩子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复杂局面。用当下流行的学术语言来讲，她的书是一部情感史写作。正如她指出的那样，“marriage（婚姻、结盟）”和“divorce（离婚、脱离）”是人们在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中经常用到的词语，特别是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不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词语，去研究历史中一个个个体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们的结合和分离？

麦克奎尔书中写到了非常多的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短暂地出现，他们是短暂的恋情的结晶，后来在苏维埃孤儿院长大。为了读者的阅读考虑，麦克奎尔试图让一些中心人物贯穿她的整本书（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其中一位是瞿秋白，他很早就在中国宣传俄国革命的，他对俄国革命的了解是通过俄国文学。他在首次访问俄罗斯时，爱上了托洛茨基的孙女索菲亚·托尔斯塔亚（Sofia Tolstaya），不过他的恋情只停留精神之恋的层面。另外一位是毛泽东的童年友人萧三，1922年，萧三借由法国移民到莫斯科（为了向左拉致敬，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叫埃米·萧）。萧三后来注意到，在苏联资助的国际作家活动中，需要有人来代表中国，于是他成了一名诗人。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扮演着苏联和中国在文化上的中间人角色。

萧三和他的德国妻子爱娃·桑德伯格

20年代初期，刘少奇也在莫斯科学习过。根据他的一位熟人的描述，在苏联求学时期的刘少奇有着一种“既浪漫又沮丧的心绪”。尽管如此，他后来也把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去苏联读书。大学毕业后，二人都找到了结婚对象，其中一位是俄国人，另外一位是西班牙人。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后，刘少奇让两人回国。

刘少奇的两个孩子在特别的苏联儿童之家长大，和他们一起成长的还有许多中国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儿童之家的老师和看护人都很和善，那里的食品和管理都比普通的苏联孤儿院要好；不过，它们毕竟还是孤儿院。20年代后期，国际儿童之家位于莫斯科以南45英里的瓦斯基诺村。到了30年代，那里的大多数孩子搬到了位于伊万诺沃的新住处，这里被称为“国际儿童之家”（International Children's Home），由共产国际下辖的革命者援助组织负责管理。那里的学生包括共产国际主席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几个孩子；未来的东欧共产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铁托和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的孩子；西班牙内战女英雄多洛雷斯·伊巴里（Dolores Ibarurri）、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孩子也在那里。1933年至1950年间，在国际儿童之家接受教育的近800名儿童来自四十个不同国家。中国儿童的人数最多，有120人，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从小学习俄语，没有受过正式的母语教学，他们的老师也都是讲俄语的苏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最终成了苏联爱国者，即使他们成年以后并没有接受苏联公民身份。

国际儿童之家的中国孩子

国际儿童之家的故事（麦克奎尔计划专门就此题目写一本书）时而让成年人的革命浪漫故事显得次要起来，而后者才是《一片红心》的主题。相当多的中国革命者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的孩子丢在了苏联。沃娃是两位中国革命者的孩子，他的诞生不在计划之内；后来他和他母亲的爱人李立三一起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被送到了孤儿院。“在沃娃看来，他其实没有被父母抛弃，他们忙得没时间照管他，而且二人从来没有真正成立一个家庭。”

瞿秋白妻子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名叫图雅，她曾与瞿秋白夫妇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瞿秋白夫妇去克里米亚度假，便把图雅送到了一个儿童之家，起初她去的是一个普通的儿童之家，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后来她去了瓦斯基诺村。萧三把他和他的俄国妻子生的儿子送到国际儿童之家生活了几个月，后来这位俄国女士和萧三分手之后把孩子接走了；萧三的第三任妻子、德国摄影师爱娃·桑德伯格（Eva Sandberg）也带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来自中国的年轻革命者大多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称为中国大学），这里似乎成了性活动的温床。根据麦克奎尔在书中的讲述，这部分是因为，在这些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意识中，性解放占据着非常突出的位置，他们当时在反抗令人窒息的中国家庭生活习俗，比如女性处于被压制地位和包办婚姻。这一现象自然也反映了20年代苏联社会摇摆不定的道德观念，虽然列宁和他的中年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对这种性自由并不认可。

但莫斯科中山大学似乎成了极端性自由之所在，麦克奎尔认为该校校长、具有世界主义气质的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对这种风气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拉德克曾与极为美丽动人的俄罗斯革命家拉里萨·雷斯纳（Larissa Reisner）传出绯闻，就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鼓励学生在个人生活中向自己学习。起初，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男女混合的宿舍，所以拉德克专门搞了一个特别房间，表面上是给夫妻准备的。但很显然，任何一对情侣都能进这间屋子。”这种种滥交行为自然会激起一些清教徒式的反应。一位女学生抱怨道：“每个人都在配对。这真的很烦人。他们只要在一起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孩子，”这个过程有时被形容为“制造小革命者“。

列宁的遗孀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被邀请来向中国学生讲话，她认为，虽然“共产主义者不必是清教徒”，但是应该“避免游戏爱情，避免滥情”。公开讲话之后，她又和女学生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会谈，她建议大家不要反复堕胎（堕胎手术在20年代的苏联是合法的），而是应该“生下孩子，然后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之后许多人便是这样做的。苏联公众以及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年轻革命者所接受的性自由感到不满。到了30年代，苏联官方在对待性的态度上变得严厉起来——斯大林通过了针对同性恋和堕胎行为的禁令，但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似乎没有因此改变太多自己的行为。

政治和性都会造成一系列问题。2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局内部一直在进行着派别斗争，最终托洛茨基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打倒，斯大林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这些政治斗争也影响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支持过托洛茨基的拉德克被撤职。他的继任者、迄今不为人知的帕维尔·米夫（Pavel Mif）召集了包括未来的中共总书记王明在内的忠诚派，并且展开了针对该校学生的清洗行动。在中国的共产国际组织派出了新的一批学生革命者前往莫斯科，但这是一群失意者。他们在30年代所接受的教育侧重于密谋和保密工作，另外还包括如何应对审讯的课程。考虑到几年之后大清洗期间这些学生将面对的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而不是国民党的政治警察，他们所受到的这些训练可能不会有太大用处。

蒋经国在莫斯科，1925年他被送到苏联留学

一个在莫斯科为东北特工设立的学校一直处于被保密状态，苏联共产党从未正式承认该学校的存在，但该校的学生延续了配对和生孩子的传统。后来因心狠手辣闻名的中共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来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讲学（中山大学停办以后，这里就成为了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主要的学习场所）。他受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训练，他惯常使用的种种严酷的管制手段便是这种训练的结果。一些西方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实施政治镇压的机构对在苏中国学生的影响，而麦克奎尔则着重写到了他们学习像苏联人那样思考和生活的其他一些方式。但是，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当时在苏联进行的镇压活动。虽然这些中国学生在大清洗中并没有特别针对，但据估计，1939年之前，至少有1700名中国公民（不包括华人苏联公民）被关进古拉格，那些中国籍的“人民的敌人”也一样被处决。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国共联合抗日，内战暂时平息。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之火重燃，但与斯大林的预期相反，中共军队开始在内战中成为胜利的一方，最终，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麦克奎尔书中的最后两节主要写1950年代中苏的和解，直到50年代末，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两节的内容让她提出的“中苏恋情”终结于30年代的观点变得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她的这一观点。

1950年，32名说俄语的中国孩子回国，朱德、任弼时（前排右一）、江青（最后排右一）在中南海接见他们

尽管苏联在50年代派出了2万多名专家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另外有8000多名中国学生赴苏学习科学和工程技术，但两国关系在情感层面已经不同于以往。麦克奎尔认为，早先的中苏关系一直是如恋情一般，通常是中国人对苏联人倾注着爱，苏联人被动接受着，只间或会关注到中国人给自己的爱。而到了50年代，这种关系更多被定义为一种友谊和兄弟情谊，但是苏联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人对此小心应对。也许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记得自己在苏联度过的疯狂青年时代，他们要求去苏联留学的学生在个人生活中奉行禁欲主义。苏联学生对政治教育缺乏兴趣，热衷饮酒、赌博和听爵士乐这些在中国学生看来甚为轻浮的活动，这也让中国学生感到失望。

据一些苏联人撰写的回忆录记载，5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和其他苏联高等教育机构洋溢着一股兴奋之情，这种情绪是二战期间苏联与西方世界重新接触所引发的。但是，对于年轻的中国人的来说，即使他们能注意到，那种战后的苏联人普遍感受到的释放以及智识上的可能性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在这些中国交换生眼里，50年代的莫斯科弥漫着“布尔乔亚气息”，甚至可能有“修正主义倾向”。一个俄罗斯人对自己的中国同事这样解释道：曾经的苏联也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强烈地、一心一意专注于革命事业，两个国家只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天中国人会变得像现在的苏联人。

大多数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身上——比如，1953年斯大林死后，伴随苏联领导层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出现的紧张局势；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毛泽东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满，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到了1960年全世界都能看到两国关系上的变化。但是，麦克奎尔在写到这段时期时的侧重点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即：个人层面有着怎样遭遇。早在50年代后期，随着毛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越发对立，一对对中苏夫妇，这些“中苏恋情”的产物就面临着艰难的处境，而到了1960年代的文革中，他们的日子变得更为艰难。

也许最奇特的是毛泽东童年时期的朋友李立三的故事。李立三曾制定出一种被称为“立三路线”的政治策略，即推动城市发动革命起义，以此取代毛泽东的农村战略。后来毛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加上李立三需要对在南方进行的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负责，1930年，名誉扫地的李立三被送到莫斯科。1934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成了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的主要迫害者。1936年，李立三娶了一位名叫丽莎·基什基纳（Liza Kishkina）的俄罗斯女子，之后他们一直住在勒克斯酒店里。李在大清洗期间被捕，但是丽莎对他不离不弃。1939年他被释放并被允许重返工作岗位，1945年被召回国。

回到中国后，他尽力争取并成功地让丽莎和他们的女儿与自己团聚，这点让人感到惊讶（更多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会悄悄抛弃自己在俄罗斯的旧情人，重新建立家庭）。不久之后，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尽管父亲是中国人，这个四口之家用的是俄语，另外也保留了俄国的文化传统（后来丽莎的母亲和一名俄罗斯保姆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李立三后来成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再次遭到康生迫害，最后可能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丽莎坐了八年牢。

丽莎（左二）与北京翻译局的同事们

根据惯常的描绘，毛泽东与苏联关系疏远，与他的那些在莫斯科接受教育的竞争对手不同，他与苏联保持着距离，并且借由长征为中共创造了一个本土的“起源故事”，不让莫斯科抢中共的风头。与最近的俄罗斯传记作家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在其《毛泽东传》的处理方法一样，麦克奎尔通过展示毛与苏联在个人和政治层面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人们看到这种描述不尽准确。毛泽东只访问过一次苏联，1949年，他在苏联停留了三个月。那次访苏对于毛而言是一次相当耻辱的经历，尽管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刚刚击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毛却十分被动，一直在等斯大林就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做出回应。但是，1936年毛泽东出于安全考虑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苏联；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1938年离开延安，去了莫斯科学习。她之后在俄罗斯外省的一间孤儿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和毛所生的女儿便在这家孤儿院上学，后来贺子珍被强制送进了一家苏联的精神病院。

麦克奎尔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允许一些“莫斯科人”（长期在苏联生活、学习者）继续担任最高领导职位。但麦克奎尔主要关心的是历史人物的情感体验，而非其政治影响。因而，即使像王明和邓小平这样曾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领导人，如果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这场“中苏恋情”中曾有过苏联恋人，她也不会在书中对他们有太多着墨。在顺带写到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学生时代时，麦克奎尔提及了一件令人很感兴味的事情，邓的苏联老师认为邓的领导能力比他的同学蒋经国更高，虽然两人都被认为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半个世纪之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施展着自己的领导才能，蒋经国则在台湾发挥着自己的领导才能。

麦克奎尔有讲故事的天赋，所以读完此书，能够在读者心中留下长久印象的肯定是个人命运种种奇特的变故，而非任何总体性概括：例如，中共取得胜利后，那些讲俄语的中国“孤儿”被中共中央委员会接回中国，这些人对中国没有好感，特别是不喜欢中国的食物；李立三的遗孀丽莎在从几年的单独监禁中被释放后，不得不承担起照顾自己年幼孙子（有着四分之三的中国血统）的责任。这些人中有着最奇特命运的是白俄罗斯女工人芬娜·瓦哈娃（Faina Vakhreva，后取中文名：蒋方良），30年代初，芬娜在乌拉尔的一家机器制造工厂遇到了一个名叫“中国柯里亚”的青年男子。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镇压共产党时，蒋经国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两年。蒋经国公开批评了自己的父亲，在之后的十二年里，他自愿或非自愿地留在了莫斯科。后来芬娜嫁给了蒋经国，并最终成为了端庄稳重但是非常低调的第一夫人。她没有留下任何对自己一生的记述，留存于世的只有她的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摄于她和蒋经国在雅尔塔度蜜月期间，照片中的她穿着泳衣，摆着相当性感但不太舒服的姿势坐在布满鹅卵石的海滩上。

蒋方良与蒋经国在雅尔塔

相比之下，蒋经国则留下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本自传。一本是经典的苏联回忆录写法，他用很积极的笔法叙述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另一本则是经典的反共写作，对自己在苏联的经历持否定态度。不幸的是，麦克奎尔没有告诉我们这两本回忆录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也没有提到它们的写作顺序；但从她的列举的书目来看，亲苏的版本似乎出版于1947年的上海，而反苏的版本则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分析员雷·柯林（Ray Cline）1989年编辑的一本书的附录出版。

真正的蒋经国是怎样的人呢？他是苏联的人质，反共的爱国主义者，没有私人生活，被迫做苦力，一直在等待着自己回归祖国的那一天？还是一个狂热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为自己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后来去了乌拉尔宣传苏联的工业成就，然后又在那里建立起家庭？麦克奎尔倾向于认为后者，但她认为，真正的蒋经国不是只有一面的，就像那些在苏联坠入爱河，并且爱上苏联的年轻中国革命者，还有他们的孩子心中不止一个家园一样。

本文所讨论书籍：《一片红心：中国共产主义者如何爱上俄国革命》（Red at Heart: How Chinese Communists Fell in Love with the Russian Revolution），作者：伊丽莎白·麦克奎尔，牛津大学出版社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悉尼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俄国现代史，主要作品有：《斯大林的随从们：苏联政治中的危险岁月》（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撕掉面具：20世纪俄国的身份和面目》（Tear off the Masks!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日常的斯大林主义》（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斯大林时代的农民》（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8年4月19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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